用廚藝來扶貧

Grace (左二) 於2013年參與樂施會舉辦的「回家吃飯」活動。

Grace (左二) 於2013年參與樂施會舉辦的「回家吃飯」活動。

2013年,樂施會舉辦「回家吃飯活動,邀請我和另外三位嘉賓分享煮飯的經驗,第一次跟樂施會合作,便已經覺得跟他們很「夾」了。之後,再有幾次跟他們接觸的機會,我發覺樂施會與我合作過的其他機構有點不同,樂施會的員工都很有熱誠。能推動他們保持這份熱誠去工作,我想背係一定有些特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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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賦權

綠腳丫與樂施會合辦的親子閱讀工作坊。

綠腳丫與樂施會合辦的親子閱讀工作坊。

教育的其中一個作用是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可惜現體制漸漸失去此功能。兩個小孩,一個來自貧窮家庭,另一個來自中產階級家庭,面對著重經驗及家庭支援的幼稚園、小學入學面試,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總給比下來。事實上,隨著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校,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在報讀學校的選擇方面,又比中產小孩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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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消費 他們埋單」

02 revised 幾個人從坑內接力取水直至挖乾為止,再去別的地方尋找水源。

幾個人從坑內接力取水直至挖乾為止,再去別的地方尋找水源。

2015年7月,我跟隨樂施會到埃塞俄比亞東部索馬里地區,當義務攝影工作。當時的埃塞俄比亞已連續14個月沒有下雨,出現旱災。強烈的日照令原本已經乾旱的土地出現龜裂現象。在曠野感受到灼熱的空氣如燃燒肺部一樣,還帶股濃濃的鹹魚味,原來在村落四周,有不少動物已渴死,伏屍於赤地上,散發著陣陣的腐屍惡臭。情景、味道至今仍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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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她一只雞蛋

在五光十色的娛樂圈生活,很容易令人相信世界盡是美好,鎂光燈下看到的都是靚人靚衫,很容易令人忘記世界仍有不幸的人,仍有不公義的事。我有時翻看雜誌,看到世界其他地方仍有不少人生活困難,於是我會安靜下來,問自己可以做些甚麼來幫助他們。

文: 森美  |  圖: 樂施會

記得在2009年,我跟樂施會第一次合作,跟隨他們去到雲南三家寨村探訪。雖然平日去旅行時也會到過農村,但近距離接觸在農村生活的貧窮人,還是人生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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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在香港的政策倡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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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曾迦慧

樂施會一直相信:「貧窮源於不公平」,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是源於社會結構性的問題,而結構性的問題必須從多角度入手應對。

今年是樂施會在香港成立的40周年,作為一間國際扶貧機構,我們多年來一直透過綜合項目手法支援世界各地的扶貧工作,單在過去一年已在全球45個國家及地區,推行超過910個項目;我們同時透過倡議,推動各地政府和國際社會改善政策,致力收窄貧富差距,改善貧窮人的生活。

扎根香港40年,樂施會一直關注本地的貧窮問題: 我們嘗試以政策研究及先導項目相結合的手法回應香港的貧窮問題。例如在婦女貧窮上,我們支援地區團體推動墟市;在少數族裔貧窮上,我們與大學學者和幼稚園合作,為非華語學童研發中文二語教學課程,幫助他們從小提升競爭力。

在這些先導項目的基礎上,我們進行研究撰寫研究報告及政策建議書作政策倡議,並向不同的持份者爭取支持,向政府建議幫助貧窮人的政策。樂施會相信這是應對結構性貧窮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受惠人數會更廣泛。

過去幾個星期樂施會在社交媒體就幾個香港的貧窮問題,與公眾開展了一系列的討論,我們就本港各區所面對的貧窮議題,引發市民表達期望。公眾對貧窮議題的關注,是我們推動政策改變的最大動力。

然而,推動政策改變並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夠成功。就以法定最低工資為例,各界團體,包括樂施會及一眾夥伴團體早於2000年已開始大力推動倡議,但面對不同的困難,經過一年又一年的研究、倡議,十年的努力,政府終於在2010年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保障了數十萬的基層工友。

在社區層面的項目能協助地區人士得到改善生活的機會,但若要令更多的人受惠, 便要從根本解決問題,需要推動政策改變。放眼未來,樂施會將繼續倡議完善各種政策,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實施最低工資每年一檢、為非華語學童爭取中文學習支援等。請各位繼續和我們一起,與貧窮人同行,共創「無窮」世界。

Kalina2-retouch曾迦慧是樂施會香港、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

完善現有退保支柱 發揮有效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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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樂施會

文:曾迦慧 /  樂施會 ─ 香港、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政府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6月完結,社會各界就政府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及「有經濟需要」方案仍然意見分歧,唯一共識是認同退休保障問題已迫在眉睫,不能再迴避。2014年香港的貧窮長者人口接近30萬人,貧窮率為30%,即每10名長者中便有3名貧窮長者。當人口不斷老化,但退休保障未能追上,長者貧窮問題只會愈見嚴重。

世界銀行倡議五大退休保障支柱模式,是次諮詢主要聚焦香港尚未落實的第一支柱(公共退休金),即政府管理的強制性供款。香港雖然已落實其餘4條支柱,即社會保障(零支柱)、強積金(第二支柱)、自願性儲蓄(第三支柱)及公共服務和其他(第四支柱),但部分已出現制度漏洞,未能發揮應有的退休保障作用。

對冲機制嚴重蠶食強積金權益

強積金作為第二支柱,理應能為打工仔日後退休帶來保障。然而,現時法例卻容許僱主在解僱員工時,以僱主供款部分抵消須向僱員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下稱強積金對冲),這令最需要退休保障的低薪工人晚年失去依靠。

根據現時法例,月入低於7100元不用就強積金供款。對基層工友來說,退休儲備可謂完全依靠僱主的供款,當中不少是外判工。然而,在外判合約制下,工友每隔2至3年便會面臨被遣散然後重新招聘的困境,僱主亦可不停進行強積金對冲,導致低薪工友喪失一大部分甚至所有原來應得的強積金。

積金局統計數字顯示,2015年用作強積金對冲的總額高達33.5億元,比2014年增加了11.6%;4萬5000名僱員受對冲安排影響,每人平均被「冲走」7萬4000元。此外,抵消金額平均佔受影響僱員帳戶結餘的一半,有66%人的強積金,其僱主供款部分更百分百被「冲走」。

綜援最後安全網 應取消衰仔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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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戴毅龍 / 樂施會

強積金因對冲機制而失去了退休保障的功能,令基層工友年老後更容易被推到貧窮邊緣,退休後就更需要依賴其他支柱,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零支柱),當中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等。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14年有28萬個住戶有60歲或以上的長者而每月入息低於每月平均綜援金額;但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在2014至2015年度,包括60歲或以上受助人的綜援住戶數目只有約15萬宗。綜援是貧窮長者最後的一個安全網,但從上述數字看,長者卻不太願意接受這個保障,相信主要原因是「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仔紙」)這個規定,令他們處於非常為難的局面有莫大的關係。

現時,經濟上有困難的長者申請綜援,如與家人同住,便需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同住家人需一起接受經濟審查。如果長者與子女分開居住,成為獨立的家庭去申請綜援,申請時就需要其子女簽署「衰仔紙」,表明子女不會或沒有能力供養父母,並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後才可獲發綜援。

「衰仔紙」的規定,令子女面對極大的道德壓力,負上「不孝」的惡名;而不少年老長者希望顧全面子,亦不願意子女簽署「衰仔紙」。最終令不少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不申請綜援,改為透過其他援助金額較低的資助如長生津或生果金去維持生活。由於相關援助金額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部分長者因而被迫繼續工作,或以拾荒幫補生計,未能安享晚年。

另一方面,政府近年大力提倡「居家安老」,以解決長者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然而,綜援制度限制所引伸的結果,卻有違「居家安老」的原則。目前與子女同住的貧窮長者不能獨立申領綜援,其家庭成員亦需接受經濟審查;不少長者迫於無奈之下,選擇搬出以便通過審查,因而失去家人照顧。雖然社會福利署表示,部分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就算與其他家人同住,仍可根據個別情况,獲酌情批准獨立申領綜援。但這類個案少之又少,2014至2015年度只有13宗,2015至2016年度(至2015年12月)更只有9宗,根本不足以應對問題。

完善退保 由取消強積金對冲開始

政府將會在明年首季向公眾提交退休保障諮詢報告,在此之前政府更應把握時間處理現行零支柱及第二支柱的問題,方能讓各界聚焦討論,以助建立穩固的退休保障支柱。

財政司長公布自今年7月起政府在評審外判服務合約標書時,須將投標者建議的工資和工時納入評審準則,鼓勵外判商提升工資水平。樂施會認為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應進一步帶頭取消強積金對冲機制,保障合約及外判僱員的退休生活,向全港所有僱主樹立良好榜樣。

另外,政府應取消「衰仔紙」的規定,申請綜援的長者只需要聲明自己沒有接受子女供養,便合乎申請資格。長遠而言,應容許有需要長者獨立申請綜援,避免長者因綜援申請資格所限而與子女「分居」,令合資格的長者一方面能獲得政府的經濟支援,同時能獲得家人的居家照顧。只有全面檢討現行政策,方能達到居家安老、老有所依,令長者過更好的退休生活。

Kalina2-retouch

作者是樂施會香港、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

二十年的馬拉松參與

DSC_5882 resized樂施會每年都會舉辦「樂施音樂馬拉松」,希望透過這大型音樂活動,能籌得款項支持我們的扶貧發展、倡議及救災工作。「2016樂施音樂馬拉松」已於4月16及17日舉行,並吸引逾2,300名參加者以接力形式,分別在全港五個大型商場表演音樂,向大眾宣揚扶貧訊息。樂藝坊是其中一個參與演出的隊伍。

令孩子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以行動支持貧窮人,是多麼有意義的一件事。

圖/文:伍詠詩 樂藝坊音樂總監

樂藝坊的宗旨是讓每位學生都能夠享受音樂,同時亦把音樂的真、善、美帶給其他人,所以樂施會一年一度的音樂馬拉松就是一固好機會,讓學生和老師把心意表達出來。

DSC_5924 resized我們參加了樂施音樂馬拉松已接近廿年,每年由聖誕假期就開始商討音樂會的表演內容,務求用輕鬆活潑的演繹方法,吸引觀眾駐足欣賞。讓觀眾在欣賞音樂之餘,亦有機會了解樂施會的扶貧工作,日後就會捐出款項,幫助貧窮國家有需要的人。

二十年來,我們曾經透過音樂話劇、舞蹈、唱歌、樂器演奏帶出「施比受更有福」的信息,在練習的過程中,學生們除了投入綵排之外,更了解到自己身處舒適、安穩的地

2005年的音樂話劇

2005年的音樂話劇

方,享有良好的生活環境,不是必然。樂藝坊的老師都會跟孩子說,應該學懂感恩和回饋。有份參與音樂馬拉松演出的學生,由準備、綵排、修改、設計道具和服裝等都很用心去做,在當下的香港,小學和中學生能抽空去做幫助別人的事,是很難得的。而他們透過演出,更能體會到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的道理,

他們在籌款的過程中,每位都親自向親朋好友宣傳樂施會的籌款目的,讓親友可以感受到他們認真的態度,從而落力支持樂施會的活動,令捐款可以積少成多。透過樂施音樂馬拉松,家長可以見到子女的努力成果,把平日學到的音樂技巧帶到舞台上。這不但有助學生增加自信,更讓他們學懂團結精神。

在2009年的演出中,扮演小動物的學生唱歌表演

在2009年的演出中,扮演小動物的學生唱歌表演

我常想,幸福並非必然,我們有機會學習音樂的人,總希望可以透過音樂感染身邊的人,令他們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以行動支持貧窮人。而能讓參與演出的孩子從小就明白這道理,是多麼有意義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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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詠詩,樂藝坊音樂總監,一直相信音樂可以帶來改變,為世間帶來歡樂。除了熱愛音樂外,平日亦喜歡製作甜品,亦是希望把歡樂帶給身邊的朋友。

關懷貧窮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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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最近參加過最有意思的活動:關懷貧窮讀書會(綠腳丫X樂施會)

能夠讓小孩體驗貧窮的活動不多,這個非常推介。

先聽了《紙箱裡的人》的故事,故事中的男孩由害怕紙箱裡的人,到嘗試為他做點甚麼。但好像,始終不能讓他離開紙箱,甚至不曾從階梯上站起來,到底怎樣才能讓他有點不再一樣?

workshop bed child接著是多個場境體驗,由私樓、到農村、到劏房/籠屋、寮屋、紙皮箱。在每個場境都要工作,任務當然不一樣。看見紙箱,笑說昂藏六呎的爸爸抽到紙箱怎辦?還好,爸爸和昊昊(細孖)抽到劏房/籠屋,他們的任務是上螺絲帽。這任務我認為昊昊應該覺得挺有趣的,而且這任務沒有瞓紙箱的辛苦,但也能有體驗。不過昊昊只上了幾粒就開始叫悶,還偷走到隔離床位,結果要主持人長頸鹿叔叔(Kenny Or)出招召回,他問昊昊想喝點甚麼。昊說要綠茶,然後告訴他要努力工作賺錢才能買綠茶。我在另一處聽著,心想:孩子,你真幸福,如果你要這樣過活,這麼勞碌得來的錢,你會捨得用來得買綠茶嗎?

我呢?精彩!幸運之神讓晞晞(大孖)抽到私樓,他的任務是抄A-Z。想深一層,生於安逸的孩子,其實生活也挺無聊,抄A-Z,為的是甚麼?明天活得更好,但今天呢?不過,這麼堅離地的問題已經不容我再思想。因為⋯⋯命運弄人,又是長頸鹿叔叔的一句,我們便破產了,成了紙箱裡的人。

當下我只擔心晞晞會發脾氣。還好,他很平靜,但我就得好好想想如何讓他安然渡過這個體驗活動。很久沒有這樣的思考和體驗貧窮,是離開教會事奉崗位、當了全職媽媽後的第一次。原來思考的方向真的很不一樣,如果我們家真的一夜間一無所有,甚至要瞓紙箱,這個媽媽如何面對孩子,我們的日子會如何?

workshop box坦白說一入紙箱我已經想哭了。雖然我沒有爸爸的六呎高,但要擠進紙箱,腳還是伸不直,我整個人基本是動不了,還要連晞晞也擠進來,而且重點是我必須讓晞晞有足夠空間,讓他舒適一點。當然最後他還是覺得很擠。我和晞晞的任務是把短短的棉繩接成可用的長棉繩。天啊!我接條再長的繩頂多能解決我當下的一個小問題,但不可能讓我離開紙箱。這樣的生活,盼望到底在哪呢?

在紙箱最大的發現,晞晞真的很厲害,他竟沒有試圖離開紙箱,而且很努力接繩。我問他如果我們變了紙箱裡的人,怎麼辦?他說:「我唔想,好迫。」但他的適應力和樂天知命比我想像要強,他甚至沒有問活動何時完。從和他的對話中,我知道他真的又長大了。

活動的體驗當然不會這樣簡單,突然傳來天災的消息,各人都要逃亡。可憐孩子們都把帶來最珍貴的東西留下了,連剛才努力的成果都化為烏有。一如所料,昊昊為了他的最珍貴東西大哭起來。世上面對天災、人禍,失去最珍貴的東西的人何其多?

一番體驗過後,我們再讀《最美的禮物》一書,和孩子思想能給面對困苦、貧窮的人一份怎樣的—最美的禮物。

或許,這樣的一個活動,孩子能體會的還不多,但作為一個切入點,也如我一直所認為,綠腳丫最巨大的力量,就是讓家長變得不一樣,引發家長繼續和孩子探索、思考不同課題。活動完結了,我還是一直在問為甚麼會有貧窮?對貧窮人甚麼才是最美的禮物?一個我已經很久沒有好好思考的議題;一個值得我們不斷尋問的問題;一個我們該好好回應的課題⋯⋯

特別鳴謝長頸鹿叔叔拍了幾張靚相,記下這難得的體驗。

profile何心怡
全天候陪伴大孖、細孖、細細佬的媽媽,和孩子一起探索、體驗、 遊歷,期望給孩子一個不枉過的童年。

From ‘Trial’walker to ‘Trail’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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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on team spirit at the starting point. | Credit: Wai

By: Louisa Wong, Assistant Programme Officer (Oxfam Hong Kong)

Before I joined the Oxfamily, I read about Oxfam Trailwalker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 article titled ‘Nepalese team bid for Oxfam Trailwalker glory’. It said, ‘4,800 people in 1,200 teams completed the gruelling 100-kilometre mountain race to raise funds for the poor’. To me, words like ‘100 km’ and ‘gruelling mountain race’ sounded like a somewhat fearful undertaking. To swap my heels for hiking boots and finish the MacLehose Trail is just like running a marathon to me – I’m not sure if it is my cup of tea!

As I am a spontaneous decision maker, like last year, I had decided to cycle around Taiwan island and bought the air ticket just a week before departure. In July, when my event team colleagu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still a spot left in Oxfam’s internal Trailwalker team, the spontaneous me said, ‘Why not give it a try?’ Without taking a second thought, or having found any teammates, I quickly replied my colleague’s email telling them to count me in and started to look for comrades. After a few weeks, three ad-hoc teammates came onboard: Annie from Beijing, and Wai and David two ex-trailwalkers from Hong Kong who are hiking fanatics. The challenging point was we hadn’t met each other, but we decided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of going through trails in the mountains for two days and two nights together.

People around me found it, again, a bit outrageous that I was taking up a physical challenge like this. Yes, it definitely is; but if you walk the 100 km as a team, you come to share each others’ pains and worries, and everyone’s joys are multiplied too! While training on the relatively hilly sections, I felt that I was a Trialwalker and struggled to complete the trails – both in terms of time and dealing with the physical challenges. Having suffered from muscle pains and sore knees after a couple of weekends of training, my body warned me of my limits. Pushed by my teammates, whose strategy was to focus on practising the toughest treks, we were pessimistic about setting a higher target. The big day eventually and finally came! We only met our teammate Annie who flew in from Beijing the night before; cheering with cans of cokes in our hands, we crossed our fingers for good weather and good luck (in retrospect, this might be a sign of insufficient preparedness). Although we had never practised as a whole team, and two of us experienced a knee and back injury during the race, at last our team finished the trail in 39 hours and became real Trailwal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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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 after hill, walkers kept walking towards the goal. | Credit: Wai

This painful but cheerful trailwalking experience actually taught me a bit about the essence of development work and project management: First, it’s true that things always progress slowly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progressing slowly with an average speed of 3km/hr and fighting against heavy eyelids at night). Second, risks and crises will always pop up out of nowhere (e.g. foot injures, muscle pains, tempers from groaning teammates, time lags because of procrastination and not wanting to walk after having a sumptuous meal prepared by our support team). But if you have sets of clearly defined goals (e.g. to finish the race as a team in 40 hours); a good attitude to mange risks ‒ to put aside your personal goals and make plans based on the weakest walker in your team; are well-planned and have good monitoring tools (GPS system to keep track of your performance, have somebody to keep you awake when you are practically sleepwalking at night and when you walk off track);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right project team members and partners (of course, the countless event volunteers, support teams and my fellow walkers who were willing to give me their shoulders to cry and lean on) and sufficient financial commitment from donor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who I raised funds from), step by step you will reach your final destination and deliver a good project that helps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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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utiful scenery at Tai Mo Shan was the most rewarding gift after dragging my tired body for 30 hours. | Credit: Louisa

Louisa Woprofile picng – Assistant Programme Officer of Oxfam Hong Kong’s DPR Korea country programme. She joined the Oxfamily in Feb 2015. With a background in sustainable farming systems and an interest in ecological farming, her work focuses on food security projects in rural communities.

 

十個數字,透視香港在職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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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職貧窮問題嚴重,基層工友辛苦工作,生活仍得不到保障。 攝影: 戴毅龍

樂施會早前發布《香港在職貧窮報告2010 -2014》,當中有十個數字,正好說明香港的貧窮問題,尤其是在職貧窮的處境問題。

  •  1%
    根據《瑞信2014年全球財富報告》,本港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超過香港整體財富的一半(52.6%)。
  • 25
    根據《福布斯》今年的報告,全港首 25位富豪的資產已達15,132 億港元,超越港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
  • 19
    去年全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是最貧窮那一成住戶的19倍,即後者要工作一年零七個月才賺得前者一個月的人工。
  • 19萬戶
    去年全港在職貧窮家庭數目有近19萬,比2010年,上升逾一成。
  • 10萬戶
    在職貧窮戶當中逾半,即逾10萬戶每月收入低於相應人數住戶平均綜援水平 。
  • 1:1.9
    去年在職貧窮戶供養比例為1:1.9,即每名在職家庭成員平均需要供養接近2名非在職成員,供養壓力比一般家庭(1養1)沉重。
  • 跌2.5%
    過去5年,從事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的打工仔,雖然名義平均薪金有上升,但扣除通脹,實質平均薪金跌了2.5%,即實際上減了薪。
  • 123
     強積金對沖機制下,2010至2014年,僱主用作對沖嘅金額,達到123億元,佔被提取強積金總額三成。
  • 26.5萬人
    去年全港有 26.5萬名基層工人工資低於7,100元,根據法例毋須供強積金,退休儲備全靠僱主供款,對沖安排對他們的影響尤其嚴重。
  • 57,000
    去年各政府部門所聘請的合約外判工超過57,000人,由於合約週期關係,他們每隔二至三年便要面臨被遣散再重新聘請的困境。

以上10個數字說明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在職貧窮戶處於弱勢,在目前強積金對沖這不公制度下,基層工友更喪失一大部分強積金,退休生活欠保障。當在職貧窮問題持續惡化,最後整個社會也需要付上代價。樂施會認為,工人付出勞力,理應得到合理回報。我們要求政府應推行最低工資每年一檢,並帶頭取消強積金對沖,長遠來說,對沖機制更應全面被取締,以保障基層僱員的退休生活。

想知多啲,http://oxf.am/Zmms

niki21381538_10151638338873053_84816141_n黃丞尉 (Niki) 2014年加入樂施會,負責香港項目政策研究工作。

劉德欣2015年初加入樂施會,牛記新鮮人,負責傳訊工作,喜歡說世界各地貧窮人的故事,亦關心本地議題。